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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期刊展座談會 香港出版總會理事暨
首先要謝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跟國內的同業作交流，相互分享學術的成果。學術思想的溝通當然以期刊為主要媒介。但香港的科技教學和研究都以英語傳媒為主，所以這類的刊物在香港實在欠奉。而全港定期出版學術刊物的中文文學出版社的六、七種刊物，皆以社會人文科學為依歸。所以我對科技期刊可說是一竅不通。幸好主辦單位給我一個最普通不過的題目，那我就只好向大家作報告了。 除了中國內陸及台灣外，香港是華文出版的第三大市場。因為香港是中西交匯的地方，出版文化也正好反映出這樣的運作及價值。 祇要您到報攤看看，便知道香港本地雜誌、報紙出版十分活躍。此外，香港有十數家出版社，每年出版書籍幾達二千種，其餘的過十家教科書出版社一直供應著本港學子的教本及參考書。香港的書店往往都擺放著大陸、台灣、本地以至歐美最近的出版物，國際化程度可謂在大中華以至國外大都市中少見，這是兩岸書店中所少見。香港是中、西文化的熔爐，香港的學者絕大多數都能通曉兩文三語。 在最近一百年裡，香港出版物為中國主流出版物的互補，她一方面扮演了溝通中西文化的角色，而歷史上當中原動盪的時候，香港出版則另有一個生存的空間，這是香港出版的地位及存在的價值。 香港是中國近代出版的發源地，提倡西學的清末學者王韜便在香港出版報章，英國聖公會教士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也在香港首先出版發行，迄至二十世紀初期革命黨人以日本為根據地在華中活動，上海才成為中國出版的龍頭大哥。無論怎樣，1902年商務印書館便在香港設立成館，可見二十世紀初期香港在中國出版地位的重要。 三十年代後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因為香港直到珍珠港事件才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故此，香港成為中國知識份子作為抗日宣傳的根據地。文人知識份子如蕭乾、矛盾、廖沬沙、詩人秦牧、夏衍等都在香港生活一段時期，而當時的香港出版物更支援了大後方的閱讀和宣傳。不少出版社在當時都大量擴充，而韜奮先生領導下的三聯書店更在一九四八年成立。迄至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五十年代初，三聯書店才遷移到北京為總店。 同時五十年代初期，因為大陸政治文化的變遷，其後更有“四人幫”極左的干擾。不少自「五四」以來捍衛著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如錢穆、唐君毅、徐復觀及不少海外學者都以香港為基地，繼續他們的教學和創作。近年來他們的著述在大陸先後出版，「乘先啟後，繼往開來」，豐富了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化思潮。 以上幾個例子正好表明香港的出版業在中國出版史上的貢獻是無可致疑的。 踏入九十年代後期，尤其是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幾乎跟其他產業一樣，香港出版事業這幾年來生活不好過，而且好像有每況愈下的感覺。其中內在、外在因素當然不少，仔細分析如下：
綜合觀之，因為內外形勢的改變，香港出版業又將會面臨一次重大的改變，主要原因是中國出版物無論在內容、質量、規格上都比十年來有很大的突破，而香港不少出版社再不能倚賴細小的市場生存，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幾項趨勢漸漸形成：
中國加入世貿已經有一年的光景，據悉國內書籍的零售、批發市場會逐年對外開放，日後對國內出版社的壓力不可知曉，香港出版社應該憑著自己對外資訊的優勢以及在某些項目出版上的優良傳統，在大中國以至世界的出版市場馳騁，首先要有廣大的視野才能成功地贏取這次戰役，正因為香港市場沒有“門檻”，所以我們比較容易的跳出去，如果你能“跳出去”即你就不怕別人攻進來，歸根究底，外面的世界要比裏面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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